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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温州分行与客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判决引业内热议

  来源:温州市瓯海区法院    发布时间:2020-09-04 12:03:00

  他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8月4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中明确规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亦指出“金融借款的总成本显然应该低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此前司法实践中,亦多是以年利率24%作为金融机构利率的上限。

  “基于此,如果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立法本意出发,即使新司法解释排除了对持牌金融机构的适用,持牌金融机构也应当参照新司法解释中的利率保护上限开展经营活动。”他说。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有法院这么判,是意料之中的。”

  他表示,最高法曾有相关判例,下面法院肯定都套用了此判例。

  (2017)最高法民终927号判决书提到,金融机构的融资费用上限亦应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即年利率24%。

  该业内人士表示,从司法实践看,金融机构的利息标准不超过民间借贷是法院站在社会公义角度而非金融监管角度,得出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认知。这在金融监管系统之外,是比较普遍的,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中相信还会继续。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表示,以前正规金融的司法保护上是参考民间借贷的,但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之后,正规金融的司法保护上限也应该做一些调整。否则会出现一个问题:用助贷的形式把民间放贷行为变成正规金融的放贷行为,这里面就存在比较大的司法保护套利空间,也会导致大量的民间金融风险,正规金融风险也会加大。

  有何影响?

  若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同样适用于持牌金融机构,会有什么影响?

  刘新宇认为,除损失部分利润外,(持牌机构参考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对持牌金融机构业务开展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可能会加大持牌金融机构针对存量逾期贷款开展催收工作的阻力。

  “降低融资成本是大势所趋。可能推动持牌金融机构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助贷机构等合作机构的筛选,增加在金融科技等方面的投入,重构风控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刘新宇说。

  陈文认为,对于对公业务,影响并不是太大,但对于正规金融的个人带零售金融业务影响比较大,尤其是消费金融公司以及银行的信用卡业务。

  董希淼则指出,新司法解释不适用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借贷行为,是明确无误的。但新司法解释将可能对金融业务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意愿和能力。

  董希淼认为,尽管金融机构利率上限已经放开,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只适用于民间借贷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方法院按照央行规则认定金融机构贷款无利率上限,而部分地方法院以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来约束金融借贷行为,从而造成利率上限管制政策的“双轨制”。此外,在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上限大幅度下调之后,如果金融机构借贷利率高于4倍LPR,金融机构还将面临较大的道义压力。

  具体而言,董希淼表示,对部分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以及信用卡等金融业务,新司法解释将带来较大的影响。中小金融机构负债来源狭窄、资金成本偏高,因此借贷利率往往高于大型金融机构。在近年来创新的互联网贷款特别是互联网联合贷款中,金融机构获客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都较高,且涉及多方参与主体,目前确有部分信贷产品利率高于4倍LPR。而信用卡业务由于存在较长免息期等,透支利率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折合年利率为18.25%,也超过了4倍L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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