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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女记者报道犯罪案件留下心理创伤 状告报社获赔85万元

  来源: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19-03-10 13:28:00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恐怕是对记者职业最大的注解。但人们所不熟知的是,作为一名记者,其工作中也有许多无法承受之重。其接触和报道的内容,有时也会对自身造成困扰和伤害。

2009年1月9日,在接到线索称一名儿童被人扔下西门大桥下的河水中后,澳大利亚墨尔本最大的报纸The Age迅速反应,立即派遣一名经验丰富的犯罪题材记者前往西门大桥下的亚拉维尔(Yarraville)。

被父亲狠心扔下桥的小达西,图据澳大利亚ABC新闻

当她抵达现场时,她看着急救人员拼命地抢救着小女孩达西·弗里曼。还有几天就满5岁的小达西,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奥瑟·弗里曼残忍地从58米的高度扔下,没能活下来。这起案件成为维多利亚地区最为残忍的犯罪案件之一。

这位女记者称,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正因为那天她受到的创伤,以及作为犯罪题材记者10年间多次报道犯罪案件遭受巨大心理创伤,澳大利亚法院于上个月判决要求报社向该前记者YZ赔偿18万澳元(约合85.3万元)。

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称,这是澳洲历史上第一起记者因工作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状告报社胜诉的案件,将在全世界的媒体圈里引发巨大反响。

媒体们需要注意,一旦他们疏于照料经常报道创伤性事件的记者,或将面临巨额赔偿。

目睹太多犯罪事件 女记者再也无法忍受

据报道,在这起里程碑式的判决中,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郡法院发现,这位女记者在2003年至2013年间目睹了“太多血腥画面和令人深感不安的犯罪事件”。为保护其身份,法庭上这位女记者只被称呼为“YZ”。

她曾看过许多尸体照片,在一处垃圾堆里待了数天时间,警方在那里发现了女性受害者的身体部位,还被墨尔本当地黑帮老大威胁。

警方船只路过奥瑟·弗里曼扔下女儿的西门大桥,澳大利亚新闻网

YZ告诉其编辑们说,她受够了“各种死亡和毁灭性事件”,当天在写小达西的报道时她在“新闻间里泪流满面”。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去报道涉及儿童死亡的事件,后来在她的请求下,她被转岗至体育部门。

但当时The Age的副主编则要求她重新回到犯罪新闻报道中来。她当面表示拒绝,却被副主编告知再慎重考虑。法庭文件显示,虽然她直接抗议,但她还是被调回原来岗位。

10年期间,她曾报道过墨尔本的黑帮火拼,报道过数十起可怕的谋杀案,还去过无数的犯罪现场。

一份记录了她所受创伤的摘要中提到,她曾无意间向同事提起,2004年一位叫做阿妮塔(Aneta Pochopien)的年轻墨尔本妈妈在自家的私人车道上被谋杀一案。她在现场看到了受害者的尸体。

同年,她还报道了安娜·肯普被谋杀一案,她和16个月大的女儿被其丈夫杀害。YZ在受害者被发现的现场待了数天,除了警方需要咨询外,YZ没有受到任何心理援助。

一年后,她抵达了瓦南布尔(Warrnambool)的一处现场,伯勒尔家族中一家五口人在此溺亡。在维多利亚南部海岸的岩石上,这一家人被冲下了岩石,她随后在那花了5天时间目睹了“十分恐怖的排水工作。”

她参加了他们的葬礼,与失去至亲者交谈。

2006年,YZ被派去墨尔本北部的阿尔托纳,那里有一对姐妹被谋杀。她看到了受害者们的尸体照片。

反复接触这些暴力的犯罪事件,对YZ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

2013年,YZ选择自愿离职,离开了报社。但噩梦和心理创伤仍在持续。

里程碑式判决 记者胜诉

YZ最终选择了起诉。庭审中,YZ指控The Age:没有设置合理的系统,使她能够处理因工作而引起的创伤;未能提供同行支持项目,为记者提供报道创伤性事件的相关支持和培训;当她和其他人抱怨时也未能介入;即便她提出抗议表示自己无法再做犯罪题材报道时,仍派遣她做相关报道。

对此,The Age则质疑YZ是否真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表示即便报社提供了同行支持项目,也不会对记者的经历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不同。

此外,The Age否认报社知道或应该知道记者们存在可预见的心理伤害风险,并由此称,原告知道“由于她的工作,她有很高的受伤害风险。”

法官显然认为原告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在判决中,法官克里斯·奥尼尔称,虽然YZ在离开报纸后情况得到一些改善,但“她现在仍有许多症状,仍然很容易受到病情无限期恶化的影响。”

法官表示,YZ有一系列PTSD症状,包括抑郁、焦虑、恐慌症和睡眠问题。她还做了许多噩梦,梦中全是犯罪过程或现场重现,均和她所目睹的现场及报道有关。2月22日,法官宣布YZ胜诉。

美国德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执行主任布鲁斯(Bruce Shapiro)对此表示,“这是一起历史性的判决,据我所知,这是世界上首例,一家新闻机构被判决需要为记者的职业PTSD负责任。”

媒体需认真对待PTSD

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例记者因职业PTSD起诉报社的案例,但却是第一起成功的案例。

2012年,另一位澳大利亚记者曾对同一家澳大利亚报纸(The Age)发起过起诉,但未能成功。

据澳大利亚媒体The Conversation报道,在上一起诉讼中,法官既不愿意承认记者因报道创伤性新闻事件受到的心理影响,也不愿意承认The Age迟迟不愿建立一个有创伤意识的新闻编辑部。

相比两起诉讼,YZ案件中的法官欣然接受了这两个关键的观念。

纵观历史,记者因职业PTSD而起诉其受雇单位的做法闻所未闻。

媒体文化意味着,记者需按照要求做任何报道,包括打扰悲痛的亲属,或业内所称的“death knocks”(死亡敲门),意思就是当新闻当事人去世后,记者要到死者家中敲门采访其家人或亲戚,以获得关于死者更多信息的做法。(虽然这一做法经常被认为是新闻业中的消极一面,但它所带来的曝光也被证明有时会对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是种安慰。)

The Conversation报道称,学术文献表明,新闻行业固有的文化一直是记者们感觉无法表达对报道创伤性新闻事件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认为太过软弱、不适合这份工作。

“YZ案件”中所呈现的证据说明,这些态度在当代的新闻编辑室中依然存在。

YZ称,作为一名犯罪题材记者,她必须在“男性化的环境中”工作,其中暗含的信息便是,“收起公主那一套,坚强起来。”

The Conversation报道称,为记者们提供同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无论新闻媒体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灾难、犯罪和创伤性事件仍会发生,仍需记者们去报道。

是的,媒体工作者们也需要帮助。如今,他们正在提出这一要求了。

红星新闻 记者 王雅林 编译(封面图片来源于红星新闻via澳大利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