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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35年前两大“祭祀坑”发掘千余件文物后,新发现6座“祭祀坑”又出土文物5百余件

  来源:澎湃新闻记者 何利权 胥辉    发布时间:2021-03-30 17:46:00

   三星堆遗址:有多少谜,还没解开?

  3月29日,“金属探测反应强烈”的8号坑已掘至灰烬层,后续或有更多珍贵文物亮相。这是继35年前两大“祭祀坑”发掘出千余件文物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又一次惊艳世人。

  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3月20日通报,新近发现的6座“祭祀坑”内,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1986年,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不少造型独特、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陈德安曾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二十多年,其间主持过1、2号坑发掘工作。2019年12月,3号“祭祀坑”现世,他当时已退休,听到消息后仍赶往现场。得知3号坑填土和出土过重大文物的2号坑类似,陈德安就断言,“会有大器物”。

  “这次发掘让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更为清晰。”陈德安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三星堆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原生文明,而是深受夏商文明技术、礼制影响,并与长江中下游文明产生了互动。初步来看,新出土文物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与此同时,仍有一些谜团待解。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年代接近的殷墟遗址(商朝后期都城遗址,公元前1319年—前1046年)已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为何三星堆仍未见文字?青铜技术从中原传入成都平原后,三星堆这么多工艺高超的艺术品是在哪儿制作的?其原材料从哪儿获得?这些尚待进一步发掘、研究来求证。

  “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等地有文化交流”

  学界普遍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星堆遗址中由玉琮、玉璧、玉戈和牙璋演变成的仪仗用具和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都是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些风格的遗物,基本上是在夏王朝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形成,有相当一部分被商王朝所继承。

  此次3号坑出土的青铜大口尊、方尊等器物,都是商代常见的青铜器,尽管它们在具体纹饰上有所差别。更为直观的是,新出土文物的“鸮”形尊,系三星堆首次发现,而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殷墟遗址,同样有“鸮”形尊。

  “这次最新发掘出来的部分文物,都和商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陈德安告诉澎湃新闻。

  比如,三星堆早期的青铜器,和早商二里岗文化、殷墟初期的青铜器、河北藁城商代青铜器风格相近;特别是一些包括兽面在内的青铜器、玉石器和建筑基址的做法,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比三星堆更早的良渚风格玉石器,也出现在了三星堆、金沙遗址中。

  “当然,这些青铜器、玉器的联系不是成品的流动,而是礼仪观念和技术的输入。”陈德安称,这也说明从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到晚商殷墟文化时期,古蜀与商王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存在交流,除了商王朝的政治、礼仪影响了蜀地以外,他们还有技术、资源方面的交往,如青铜器冶铸和玉石器生产。

  陈德安称,古蜀文化对外交往中有向东向北两条路线,向东是从三峡地区进入南阳盆地,再到中原地区;向北是通过随枣走廊进入南阳地区,再到中原地区。他解释,中原文明同时影响着古蜀和长江中下游文明,而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之间又有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三星堆文明”。“在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中,夹在中间的巴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德安认为,商代的巴民族在蜀与商王朝的交往中起到媒介或驿站的作用。

  按照不同风格,陈德安将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器分为三类。“第一类风格接近早商的二里岗文化到晚商的殷墟文化,第二类则具有长江中下游和成都平原文化共有的一些因素,最后一类则是纯粹的本地特色,比如风格独特的青铜面具、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像、神树、金面具等。”陈德安说。

  也正是纵目面具、大立人像等“明星”文物的奇特外形,让一些网友将三星堆文明和域外文明联系起来。“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等地有文化交流。”陈德安称,古代的自然宗教产生于自然现象,古人看到自然现象是相同的,崇拜的对象也相同,他们塑造的神灵有相同或相似的方面,也很正常,“文化联系要看文化的基因,不是看表面现象。”

  祭祀器物被集中掩埋,专家猜测系“掌权者更迭”导致

  此次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注意到,三星堆的大部分器物都曾被砸坏或烧损,此外8号坑发现表面平整的五块石板、被火烧过的土块,而4号坑和3号坑里出现灰烬以及碳屑。三星堆遗址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根据这一系列现象猜测,这些器物或许都来自另一个祭祀场所,因某种原因建筑被烧毁,房屋倒塌后器物被转移分坑掩埋于此。

  此前,不少学者根据三星堆遗址1、2号坑判断,这些坑是一次性形成的,属于“亡国器物掩埋坑”。但此次最新发掘的4号坑被证明属于商代晚期,比1、2号坑更晚,这意味着这些坑的形成有先有后。

  “大家倾向于认为这里是古蜀国从殷墟早期到晚期的一个祭祀物品埋藏区。”陈德安告诉澎湃新闻,8号坑中发现了建筑物构件等,一些坑中还可能包括烧燎产生的灰烬,这进一步说明了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形成,有可能是宗庙被废弃后将庙里的器物迁出,在庙外以某种仪式的形式砸坏烧燎后埋下的,“大家还是比较倾向认为从庙到坑的过程行为具有仪式性,属于祭祀坑”。

  陈德安猜测,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现前述现象,或是缘于掌权者发生变化后,新任掌权者将前任掌权者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他认为,三星堆文化影响范围颇大,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等都发现了与其相关的遗址,这些地方活跃着不同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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