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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农民不看《新闻联播》

  来源: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1-02-18 09:00:00

按:在中国传统年节之时,社交网络上常常出现南北食物或民俗的对比议论,春节期间更是如此。南北方生活的巨大差异也体现在伦理传统与乡村治理方面,甚至在一些情境下,这一层面的特征构成了许多南北差异的基础本身。比如“华中乡土派”青年学者团队就在社会调研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北方农村,绝大部分农民爱看《新闻联播》并相信新闻的真实性;而在南方,农民看新闻不是为了解“国家大事”而是“看热闹”,“既听不到农民对国家的抱怨,也感觉不到他们对国家的期待。”

为什么南方农民“不看《新闻联播》”呢?这一差异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学家对于中国南北方乡土社会的深刻观察,以及一系列有关公私观念、家国观念的延伸思考。

《为什么南方农民“不看<新闻联播>”?》

撰文 | 杨华(节选自《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在中原农村调查时有这样一件事:访谈正起劲,一个受访人突然起身,说“《午间新闻》快开始了,我得回家看新闻去”。他如此惦记午间新闻,是因为他错过了前一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我们发现,《新闻联播》在该地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天气预报》。由于经常看《新闻联播》,这里无论妇女还是老人,都能海阔天空地谈论国家政策,还能准确地列举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姓名与职务。新闻成了当地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农民只有看了《新闻联播》,“心里才感觉踏实”。

01 北方农民信权威,南方农民“看热闹”

我们对北方农村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农民相信新闻的真实性。当被问及为何爱看《新闻联播》时,农民的普遍回答是:“因为《新闻联播》最好,最真实,最权威。”他们甚至反问:“不是真的,能上新闻吗?如果中央新闻都是假的,那国家不全乱套了?”

我们这些来自高校的老师,调研时“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村”,这与《新闻联播》里关心群众生活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极为相似。所以每次调研进村后,农民总会急切地询问:“你们是不是国家派来的?”接着便向我们抱怨村里诸多没人管的事:村道没人管,一下雨便进不了村;涝灾没人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玉米地被淹;治安没人管,看着自己的羊被骑摩托车的人抱走;种大棚遭了雪灾,养猪赶上瘟疫;等等。这些事情都没有人过问,没人管。他们希望我们向国家反映,要国家来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我们在村庄中访谈时,老人们总是问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儿子不养爹,你们能不能向国家报告,或者向我们的县委、省委书记报告?”我们建议:“这事不用找国家,可以找村干部。”老人听后很生气:“告诉他们就像蚊子叮牛角,没用!电视上的领导天天讲‘三个代表’,送温暖。我们底下的干部却在下面瞎胡闹,不关心群众生活,啥都不代表,就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才不管‘儿不养爹的事’。”最后,老人十分无奈道:“国家的政策好,一切为农民,种地非但不要交钱,还补钱,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好事,就是下面的不管事。”

然而,我们在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村调研时,却发现了不一样的情形:南方农民不像北方农民那样,对《新闻联播》有着强烈的喜好与期待。这些地方的农民似乎更喜欢电视剧。即使是村庄精英,也不太重视《新闻联播》,更谈不上寄托和期待。少数看《新闻联播》的农民,也只是爱看后面的国际新闻。他们看伊拉克问题、六方会谈问题,说看这些国家打来打去,很有意思,可以开阔眼界。

显然,南方农民看新闻不是为了解“国家大事”、“国家政策”或“国家领导人”,而是“看热闹”。在他们日常的谈论中,我们也很少捕捉到“国家”这个时常挂在中原农民嘴上的词,既听不到农民对国家的抱怨,也感觉不到他们对国家的期待。南方农民总是说,“中央新闻(离我们)太远了,不实用”。在他们看来,左右他们生活的不是电视上的国家,也不是遥远的国家领导人,而是其身处的村落和地方上的规范。村民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但一定得通晓地方上的事。

02 北方农民对“公”的信仰

不同地区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以及对国家的诉求程度不同,表明他们的国家观念存在差异。那么,为什么北方农民的国家观念如此鲜明,对国家的诉求那么强烈,而南方农民的国家观念就几近冷淡?这与村庄的性质有关系。

北方村庄地处平原,易受战乱冲击,村庄历史较短,迁栖频繁,形成多姓共居的村庄结构。多姓共居的显著特点是村庄一般以家族为认同与行动单位,家族作为“大私”负责解决家族内部的事,但家族之间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因此必须诉求于家族之上的某种“公”的力量,比如临时家族代表会或村组干部。在这种农民能够真切感受到的、具体的“公”之上还有一个抽象的“公”,即农民对国家的想象。北方农村离中央政权较近,在传统上经常受到政权力量的介入,较容易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当村庄具体的“公”无法切实满足村庄的功能性和社会性需求时,人们便倾向于诉诸抽象的“公”。

因多姓共居,村庄被多个家族“大私”所分割,所以其内部一般缺乏一种能笼罩村庄、统合共同体的内在力量,村民对村庄缺乏一种“我们”感,即村庄仅仅是一个“公家”的村庄,而不是“我们”的村庄,村庄事务应该由一个具体的“公”如村组去管理,而不是“我”应该负责的。所以,我们在中原农村看到:院子之外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家的事,是小组长等具体“公”的事情。村庄中的红白喜事、纠纷调解、修路筑坝,甚至村庄的垃圾堆放都是这个具体的“公”的事。村民把小组长称为“当官的”,在村民眼中的,小组长就是他们的“官”,是管理村庄公共事物具体的“公”;村庄是小组长的村庄,应该由他们小组长去管。在我们调查的北方村庄的公共治理层面上,除了小组长、村委会,我们似乎很难触摸到其他承载着村庄公共事务的具体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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