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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县养猪大户随行情浮沉16年:四轮猪周期

  来源:极昼 王丹妮 编辑|胡大旗    发布时间:2019-12-28 13:13:00

一个养猪户的16年:经历四轮猪周期 家庭随行情浮沉

朱汝强打算抓住机会,卖猪。

称重时,他挨着猪贩子站着,紧盯称上的标尺。“265公斤,3头。”猪贩子冲记账的伙计喊道。

朱汝强鼓着双颊,站过去调整了下秤砣,瞪着眼吼,“280公斤!”猪贩子挠挠头,瞟了他一眼,讪笑着让伙计改过来。

这次卖猪之前,他已经三个月没卖过猪了,对斤数和价格抠得很紧,不容一点误差。朱汝强今年61岁,在广西省玉林市博白县开办养殖场近 20 年,经历过各种疫情、政策变化和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

去年8月,辽宁沈阳发生第一起非洲猪瘟疫情,这是中国首次发生该疫情。此后,疫情扩散至全国。

农业农村部通报显示,截至11月21日,共报告发生160起非洲猪瘟疫情,扑杀生猪近120万头。有专家接受采访时称,从数据来看,国内生猪总体产能减少三分之一。

很多养殖场遭受亏损甚至倒闭。朱汝强的养殖场在疫点之外三到十公里的范围内,属于威胁区,不受扑杀政策影响。但他担心感染,低价处理了上千头猪,损失了 200 多万元。养殖场只剩约 200 头猪,且大部分不足斤。

由于全国生猪存栏量下降,9月底,广西省的生猪出栏价格从六元一斤涨到十几元。这对朱汝强一家来说是个机会,他挑出 20 头壮点的猪卖掉,以重新养殖。

跟猪贩子结完账,妻子陈冰发了条QQ动态,“今天猪价15元(每斤),卖20头,收84360元。”好几个朋友留言,恭喜他们“发财了”,开玩笑说她养的是“金猪”。

陈冰把手机拿给朱汝强看,两人笑了笑。这8万多块钱,包括剩下的100多头猪,是他们复养的本钱,朱汝强称之为“最后的希望”。

2019年9月,朱汝强从养殖场剩下的两百多头猪中挑出 20 头卖掉。王丹妮摄。

猪王

朱汝强的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跟猪打交道。

2000年,朱汝强从政府部门调职到一家国营的外贸商品猪养殖场工作,在博白县政府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2003年,连年亏损的养殖场面临“转制”。45岁的年纪,他成了下岗工人,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有领导建议他把养殖场租下来。

朱汝强没接触过其他行业,养猪是村里最常见的行当,几年下来,他也积累了些养殖经验,以及广东和香港地区的销售渠道。继续养猪,成了“最稳妥的选择”。

他和妻子陈冰把房子抵押贷款,凑了 30 多万元,开起了自家的养殖场,自此扎进市场化后的中国养猪业。

生猪产业市场化始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顾问冯永辉介绍,计划经济时期是散养模式,“几乎没有规模猪场”。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逐步发展,人均收入增加,猪肉消费增长,出现了第一批规模化养殖场;尤其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城镇化快速发展,散户越来越少,同时市场和社会被激活,规模化的养殖场越来越多。

猪成了朱汝强一家的重心。他每天在猪场吃住,和技术工人学习喂猪、配种和管理。妻子陈冰在县城的一所学校当英语老师,放假就去养殖场帮忙、做饭。

朱汝强喂猪。王丹妮摄。

2006年,原先的养殖场租约到期,他在老家村屋附近买下一块40亩的地,作为养殖场。规模一直在扩大,陈冰记得,基建一直没停过,从最开始的6栋猪舍增加到现在的13栋;猪场也形成了种公猪、种母猪自繁自养的规模养殖。

2008年,养殖场的种母猪数量增加到 750 多头,年出栏肉猪超过1.5万头,工人数量增加至 20 多人,五年产值达到2500多万元。“新华社都来采访过!”提起曾经的辉煌,朱汝强笑的眼睛眯了起来。

在那篇报道中,朱汝强作为下岗工人奔小康的典型,被称为当地“猪王”,“下岗不可怕,市场经济给许多人带来机遇”,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随后几年,朱汝强常常代表当地养殖大户到市里和省里开会,还有人邀请他去褚橙庄园参观,朱汝强忙得抽不开身,没去,常常感到懊悔。褚时健——曾经的“烟王”,后来的“橙王”——是朱汝强的偶像。他想像褚时健一样,“干一番大事业”。

和猪有关的记忆

博白县位于广西东南部,是世界第一大客家人聚居县,农村养猪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博白县也是国家生猪调出大县, 曾被称为“广西生猪养殖第一大县”。

“猪粮安天下嘛!”朱汝强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他记忆里,爷爷那一辈就在养猪,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头猪。

在客家文化里,猪是年节的祭品。朱汝强记得,每年从腊月中旬到除夕,家家户户杀猪。朱氏宗族的几十个亲戚聚到院子里,在树底下架起锅炉,一大盆猪血煮熟后,一人分一碗,图个“红红顺顺”。

和猪有关的记忆,几乎成了妻子陈冰成长的刻度。母亲不识字也不计数,提起她的出生,逢人便说“是猪肉最贵的一年”;婴儿时期,母亲外出没人喂奶,父亲找来一块肥猪肉煮烂喂她,“后来我看到肥肉都怕”;七十年代,她和妹妹去生产队收红薯苗,拿回家喂猪。夜里坐在灶台前剁红薯苗,她又饿又困,一打盹儿,割到手,食指到现在还留着疤。

陈冰的两个弟弟也选择养猪,一个弟弟将之作为主业,一直养到现在,“最多时有100多头母猪。”

养猪的日常琐碎耗时,投入大。朱家县城的二层毛坯房住了18年没装修,期间马路拓宽,周围的商铺林立,邻居家的房子修到了五层高。陈冰提过很多次,想装修旧房,或者买套新房,但朱汝强坚持把钱优先投入猪场。

2013年,朱汝强按政策砍掉老家后山的桉树林,拿到100万元补贴,陈冰坚持拿出三十万,把县城的毛坯房修到了七层,还付了南宁一套房子的首付。

养猪以后,朱汝强一家也很少有机会再跟亲戚们一起吃年夜饭,几乎年年春节都在养殖场过。

女儿婷婷记得,每一个新年零点钟声响起,电视机里传出《难忘今宵》的歌声,村里家家户户的房顶都腾起烟花,他们却在猪舍里守着母猪生产。

儿子小雨 22岁,从初中开始到养殖场帮忙。2019年猪年除夕,他在猪舍值守半夜,正逢立春,小雨给其中一只新生猪仔取名“春生”,小名“三十”。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小猪吃奶的照片,“春生,你欠我一顿年夜饭。”

像县里很多养殖场老板的儿子一样,初中毕业后,学习成绩不好的小雨选择了畜牧学校读中专,两年后去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

陈冰觉得这一行太苦,劝了几次,但儿子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稳妥、有发展前景的选择。儿子和她说,回来接手干,你们可以放心退休了。“等我干两三年,就能买辆宝马。”

“这一年是个坎儿”

平均两年到三年,猪肉价格会经历一轮周期性波动,业内称为“猪周期”。

据新华社报道,国内生猪价格在2011年9月至2014年4月经历过一轮下跌周期。具体到朱汝强的记忆里,猪价跌至谷底,是在2014年夏天:一直维持在 11 元/公斤左右。

这是他经历的第四次猪周期了。有些小散户资金不足,低价抛售生猪。朱汝强借钱维持。陈冰办了24 张信用卡,最缺钱的时候,工资卡都被拿到银行抵押。

小雨对行情和前景失望,几次跟陈冰提出想换专业,没等下定决心,几个月后猪价逐渐回弹。朱汝强通过熟人把猪卖到广东地区,还清欠款,又把剩下的资金重新投进了养殖场。

在朱家经历这轮价格涨跌周期的过程中,针对养殖行业的环保政策出台了。

2014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施行。

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资料显示,畜禽养殖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已经占农业污染源总量的96%,超过全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COD排放量。

此后,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划定严格的“适养殖区,限养殖区和禁养区”,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区域布局。

“养猪行业有了门槛,进入了一个重视发展质量的新阶段”,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顾问冯永辉说,“对所有养殖户来说,这一年是个坎儿。”

公开资料显示,博白县的相关整治行动一直持续至今。

一批中小散户首先受到冲击。工人张婶工作的上一家养猪场,从2016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整改,包括沼气池修建、污水处理、尝试种草养猪模式。老板种下的草苗还没长起来,养殖场就因资金问题倒下。

陈冰弟弟家的养殖场在禁养区,按照规定清拆,得到每平方米 80 元的补贴。

类似朱汝强这样的规模化养殖户,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正在改造中的高架床猪舍。王丹妮摄。

配合整改,2016年,朱汝强花八十多万修建了四栋高架床猪舍,二楼养猪,一楼堆肥。年底,养殖场被评为省级标准化生猪示范场,申请到的 50 万元补贴都投入到环保整改中。

2017年,养殖场因外排养殖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超标,罚款 84000 元。朱汝强拿出十几万元,新建了一个废水处理系统。

应对检查成为最耗费心力的事情。2018年,整治行动力度加大时,几乎天天有人来检查。一下雨,养殖场氧化池里的污水就溢出来。夏天午后常常有暴雨,陈冰听见声响,立刻从床上“弹”起来,打上伞,握着镰刀蹲到门口的水沟边,砍割阻塞排水的杂草,生怕因排污被举报。

系列环保政策实施后,冯永辉总结,“规模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淘汰了一批不专业的小散户。”

农业部数据显示,2015 年,有近 500 万散养户退出畜禽养殖业。截至2017年,全国划定的禁养区 4.9 万个,面积 63.6 万平方公里,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21.3 万个。

现在回想,陈冰觉得,2016年和2017年是最好的年头了。“养殖场建设趋向完善,资金投入的压力减轻,日子安稳下来”。夫妻俩还有时间跟着饲料厂或兽药厂商的旅游团国外旅游。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们在美国玩了15天。

儿子的成长也令陈冰欣慰。2017年寒假,小雨在养殖场帮了两个月的忙,喂猪、挑粪、锄地,什么都干,她感叹“儿子长大了”。陈冰给他建了个相册,取名为“多姿多彩的2017年”。

“那些猪根本没做错什么”

猪瘟最开始在遥远的北方确诊,禁止和限制生猪跨省调运后,部分南方市场供应吃紧,价格上涨。朱汝强打算“搏把大的”,在2018年底新进了134 头猪。

编号 3058的母猪是其中之一。2019年1月6日成功配种,不出意外,她会在 5 月 1 日生下一窝小猪仔。但在3月中旬,她最先出现发热的症状,两天后死亡。

没有人能确定死因。朱汝强把死猪送到检疫站检测,没查出问题;儿子小雨把死猪解剖的视频发给专家,也说不出原因。

此时,全国多地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博白县尚未确认疫情,扑杀政策也还不明确。

半个月内,又有猪相继出现发烧、流产等情况。

担心有猪感染猪瘟,朱汝强组织工人到处撒石灰,包括生活区。进出车辆用消毒水喷洒车轮,工人进出养殖区换滚烫的开水泡过的衣服和鞋子。女儿婷婷记得,整个厂都是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陈冰和张婶在养殖场喷洒消毒水。王丹妮摄。

那段时间,朱汝强整天吃不下饭。不到一个月,他瘦了二十斤,头发染过的颜色褪去大半,露出根部的灰白色,皱纹堆在眼角,眼袋垂下来,“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女儿感觉父亲“一下子老了十岁”。

陈冰变得急躁,总是“说话带刺”,“心里压不住火。”有天,她买来一个电饭煲,婷婷不会用,盖不上盖子,朱汝强坐在桌边打趣,“白买了,哪买的送哪去。”陈冰情绪爆发,哭着骂他嘴毒。“她肯定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哭,就是想发泄情绪。”婷婷说。

紧张氛围一度在坊间蔓延,消费者担心影响健康减少猪肉购买。今年5年,与博白县相邻的合浦县查处过一起谣言:预防猪瘟,给猪吃断肠草。有人吃了这样的猪肉全家死了。

朱汝强起初还能以低价卖出一些猪,后来几乎没人敢买。4月,小雨和工人把整个养殖场的猪检查了一遍,挑出 200 多头体质弱的,处理掉了。

“仔细想想,那些猪根本没做错什么。”他沉默半晌,“它们一辈子都在这个猪场,除了吃就是睡,有一天病了,或者担心感染,只能被扔掉。”

朱汝强开始“病急乱投医”。一个有十几年交情的兽药销售员给他推荐了一款“保健品”。“用了不一定有效果,但不用肯定没效果”,25 元一剂,朱汝强花掉几千元。陈冰和小雨气他“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博白县的第一起疫情公布于 5 月 27 日,农业农村部网站通报,旺茂镇某养殖户的生猪存栏1头,发病1头,死亡0头。博白县政府在网上公布了《关于封锁非洲猪瘟疫区的命令》。7月24日,该封锁令正式解除。

当时,朱汝强养殖场里的上千头猪已被低价处理掉,大部分猪舍空置。

养殖场也空了。工人们陆续离开,只剩下张婶。“曾经有十几个工人,干得最久的有两年。每天同吃同住,像家人一样。”婷婷觉得心酸,“如果还有猪的话,大家也不用走。”

被清空的猪舍。王丹妮摄。

关于猪的不同选择

广西的雨季延续到九月末,每天傍晚,阴云一聚拢,密密麻麻的雨点子就砸下来。

白天大部分时间,小雨在房间睡觉。今年七月,他从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班主任在毕业典礼上很沉默,同班四十多个同学选择养猪的人不超过五个。

近几个月,他基本一天抽完一包烟。“一毕业就失业”,他把烟递到猪的嘴边拍了张照片,“你我皆遭灭顶之灾,请你抽根烟吧。”

朱汝强也在重新思考做什么。在博白县,很多猪农都不干了,有的把场房出租,有的清空猪舍,改行养鸽子。

一想到两百万的损失,心口就一抖,“宁愿乞讨也不养猪了”,朱汝强撂下一句狠话,开始四处考察新的行业。想过养鹅、养鱼、跟亲戚合伙开不锈钢门制造厂,但“隔行如隔山。除了养猪,我也干不了别的”。

直到接到一家技术公司的参会邀请,朱汝强才恢复了些信心。

7月26日,朱汝强和陈冰受邀去广西贵港市参加一家公司组织的“仔猪播种复产大行动”交流会议。总裁站在鲜红色的PPT背景屏幕前,高声向养殖户们推介一种新型养殖模式——“铁桶计划”,即建造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全封闭式猪舍。老鼠、甚至苍蝇蚊子都进不去。

朱汝强61岁了,决定再“博一次”。

朱汝强按照“铁桶计划”对猪舍进行改造。王丹妮摄。

小雨不相信这种方式,几轮周期性的价格波动、政策变化和疫情等因素让他没了信心。他开始顾虑,是否真的想走上父亲曾经走过的这条路。

近二十年来,朱汝强把所有金钱和精力放在猪身上,家庭的命运随着猪颠簸浮沉。小雨觉得他对家庭“有一份亏欠”,“赚得再多,家里要用钱时拿不出来,有什么意思呢?”

小雨估算,把剩下的200多头猪卖掉,加上一些厂商的欠款,以及出租养殖场的租金,200多万的债款很快可以还清。有个同学家的养殖场准备出租,4000 元一天,一年稳赚 140 多万。“现在该有的都有了,是不是该稳一点呢?”

3月底,小雨开车送技术工人离开,汽车飞驰在二级公路上,他感觉工人“离自由越来越近”。“我们年纪差不多,他每月拿七八千块钱的工资,有点小存款,不用担心这些病啊灾的。”他开始羡慕这种“稳定的生活”,他还想过,跟女朋友一起在生活节奏较慢的三四线城市开一家奶茶店。

“没出息。”朱汝强这样评价儿子。在复养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他们频繁地发生争执。小雨觉得,年过半百的父亲像个“激进的年轻人”,“总想闯出一番大事业”。朱汝强觉得,二十多岁的儿子没有上进心。他原本计划把欠款还清后就把养殖场交到小雨手上,但现在,他起码得“再干三年”。

8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要综合施策恢复生猪生产。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要求各地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与此同时,将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通道”政策范围,降低物流成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认为,2020年猪肉价格仍将维持高位,行情预计好于2019年。

在复养大会现场,朱汝强没询问小雨的意见,直接跟公司签约,交了 2 万元定金。“迎接养猪暴利时代的再次到来。”话音落下,会场上响起掌声,朱汝强和一大批养殖户一起,加入了生猪复养大军。

2019年7月26日,“仔猪播种复产大行动”交流会议现场。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