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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2016年末中国社会总资产1210万亿元 社会净财富437万亿元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8-12-27 11:39:00

  普通人家有账本记录收支和家底,其实整个国家也有一本账。昨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公开了中国的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家底”。报告显示,2016年年末,中国社会总资产1210万亿元,社会净财富437万亿元。

净国民财富全球排名第二

报告显示,2016年年末,我国社会净财富(非金融资产与对外净资产之和)总计437万亿元。其中,国内非金融资产424万亿元,对外净资产13万亿元。据介绍,2016年,我国社会净财富的73%归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介绍,中国社会净财富水平,相当于美国同期财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国GDP为74.4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57.2%,也位居全球第二。

根据研究,投资对财富积累的贡献最大。社会净财富的增长来自投资和价值重估。投资来源于储蓄,是总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形成了社会净财富在物量上的增加。价值重估则是由于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财富名义价值增长。

张晓晶说,有两种不同方向上的力量影响居民和政府在净财富上的分配:一个是所有制多元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会降低政府财富的占比;另一个是政府部门掌握的资产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价值重估,尤其是2000年以来大量国有企业上市,这会增加政府财富的占比。

金融资产增速快于非金融资产

报告显示,2000~2016年,我国非金融资产由37.5万亿元增长至424.5万亿元,增长了10.3倍;金融资产由53.2万亿元增长至786.2万亿元,增长了13.8倍。

具体来看,金融资产中平均增速最高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平均增速分别为44.2%、26.7%和25.2%。张晓晶表示,这三项资产的增速领先和占比提高,反映出我国非银行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如今,基金和保险已成为我国居民储存财富的重要方式,同时,银行表外业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据介绍,2000~2015年,我国非金融资产年均增长23万亿元,其中68%来自投资的贡献,32%归因于价值重估。企业上市后估值提升、住房价格上涨等因素,是价值重估的主要原因。我国对外净金融资产年均增长1万亿,其中,投资贡献了171%,价值重估的贡献则为-71%。由于对外净资产用人民币计价,所以,汇率的变化对其产生直接影响;20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我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对外资产的人民币价格减值。

中国应对债务风险有足够信心

最近几年,有关中国债务风险的争议不绝于耳。张晓晶表示,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强调净财富是应对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需综合考察资产、负债和净财富。仅从债务或杠杆率角度来讨论债务风险,结论可能偏颇。

张晓晶指出,结合中国的国民净财富数据,在应对债务风险问题上有足够的信心。2000~2016年,中国政府负债从2万亿元上升至27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元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不过,报告同时强调,拥有规模较大的政府资产净值,并不能保证高枕无忧,还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政府净财富的冲击。首先是未直接计入的各类隐性债务。这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隐性债务(按不同口径估算,约在30万亿~50万亿之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政府所应承担的隐性债务(报告估算约为25万亿)。

其次是政府资产的流动性。我国政府部门净资产中,剔除掉变现能力较差的非金融资产,净金融资产也达到73.0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股权为52万亿,占政府净金融资产的44%。政府非金融资产中,政府土地储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规模为23.9万亿元,占政府非金融资产的52.4%。总体上,政府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强。

第三是资产价格的顺周期性。过去十几年来,全部非金融资产增量中有三成的比例来自于价值重估的贡献;金融资产中的股票和投资基金等权益类资产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其估值水平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类风险值得关注。

2018年12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系列图书第三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面世。本书承继前两部专著,将2000年至2016年中国的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家底”和盘托出,同时,还在编制方法、数据跨度以及国际比较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进,取得了新进展。

这项研究填补了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的空白,为分析中国的国家能力、要素配置、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等提供了权威依据,为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进而,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基础。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的主要发现包括:

一是在财富规模与增速方面。我国净国民财富全球排名第二。2016年末,我国社会净财富(非金融资产与对外净资产之和)总计437万亿元,其中,国内非金融资产424万亿元,对外净资产13万亿元。中国社会净财富水平,相当于美国同期财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国GDP为74.4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

金融资产增速快于非金融资产。2000~2016年,我国非金融资产由37.5万亿元增长至424.5万亿元,增长了10.3倍;金融资产由53.2万亿元增长至786.2万亿元,增长了13.8倍。金融资产增速显著高于非金融资产,导致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快速上升。金融资产中平均增速最高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平均增速分别为44.2%、26.7%和25.2%。

投资对财富积累的贡献最大。2000~2015年,我国非金融资产年均增长23万亿,其中68%来自投资的贡献,32%归因于价值重估。企业上市后估值提升、住房价格上涨等因素,是价值重估的主要原因。我国对外净金融资产年均增长1万亿,其中,投资贡献了171%,价值重估的贡献则为-71%。由于对外净资产用人民币计价,所以,汇率的变化对其产生直接影响;20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我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对外资产的人民币价格减值。

二是财富分配方面。2016年,我国社会净财富的73%归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有两种不同方向上的力量影响居民和政府在净财富上的分配:一个是所有制多元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会降低政府财富的占比;另一个是政府部门掌握的资产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价值重估,尤其是2000年以来内大量国有企业上市,这会增加政府财富的占比。政府部门占有大量社会净财富,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显著差异。

三是财富效率方面。财富存量是产生收入流量的基础。财富收入比越高,单位财富所产生的收入越低,产出效率相对越低。我国社会净财富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380%上升到2016年的590%,折射出产出效率不断下降。

国际比较发现,财富收入比最大差距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我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280%上升到2016年460%。而英德均稳定在250%左右。2000年,我国的这一比例只略高于美英德,但2008年以后大幅攀升。非金融企业财富收入比过快上升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无效投资。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过去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仅是账面资产。这些无效资产,既推高了企业部门资产占比,也拉低了企业生产效率。二是财富积累方式。高储蓄带来高投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是我国财富积累主要形式,大量投资的结果只能形成企业部门大量资产存量。可见,降低财富收入比的关键,在于提高非金融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无效投资、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四是在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债务风险方面。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强调净财富是应对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需综合考察资产、负债和净财富。这意味着,仅从债务或杠杆率角度来讨论债务风险,结论可能偏颇。

结合中国的国民净财富数据,在应对债务风险问题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2000~2016年,主公政府负债从2万亿上升至27万亿,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不过,也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对政府净财富的冲击:一是未直接计入的各类隐性债务。二是政府资产的流动性。三是资产价格的顺周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