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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沙河口区张释文:我不想被贴上“抗争的企业家”标签

  来源:后窗 王丹妮    发布时间:2018-12-21 16:25:00

  《我住进了全世界最拥挤的群租房》被疯狂转发的那天,作者张释文默默地在后台删掉了这篇推送文章。他从没想过,一篇不到 5000 字的文章会引起这么强烈的震荡,甚至再次给自己招来麻烦。

2018 年 12 月 17 日,文章推送后不到 24 小时,大连市看守所就通过他姐姐告知他,警方再次传唤他,朋友捎话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虽然嘴上安慰着家人自己什么都经历过没什么好怕的,但去看守所报到前的那晚,离开看守所刚满十天的张释文几乎没有睡着。房间里暖气很足,他又把空调开到 29 度,仍然冷得发抖。

与此同时,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数量持续增加,无数个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和电话涌进张释文的手机。张释文不希望自己像祥林嫂一样反复讲述自己在看守所的生活,更不想被贴上“抗争的民营企业家”的标签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看守所21天的“规训与惩罚”明显在他身上产生作用,回家后,他开始对正常生活产生适应上的陌生感。张释文自认,只是一个正当且普通的商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至于给自己和亲友带来这样的伤害,他至今没有想明白。

2018 年 11 月 8 日,大连市沙河口区警方认为张释文名下的某技术开发公司于 2015 年收到的一张价值五十万元的普通发票,涉嫌虚增成本、偷税漏税。11 月 15 日,张释文前往分局经济侦查大队解释情况,当日,警方以涉嫌虚开发票罪将他刑事拘留,随后被关押 21 天。

12 月 5 日,大连市检察院出具不予批捕通知后,张释文获得取保候审。12 月 16 日,因为一篇记录看守所生活的微信文章,张释文被大连市看守所传唤,并遭到警告。

2018 年 12 月 20 日,张释文向搜狐号《后窗》详述了自己对涉嫌“虚开发票罪”的解释,被刑事拘留的过程,以及 21 天监禁生活给他和家人的身心造成的伤害。

等待他的,依然是漫长的未知。

以下是张释文的口述:

“床头的开关我也能玩很久,能够在全黑的环境里入睡简直算得上奢侈”

12 月 18 日早上五点半,醒来,我心里想着即将到来的二次传唤,怎么也睡不着。

我特意在一家名叫“早点来”的快餐店点了份早餐外卖,11 月 15 日,被传唤到大连市看守所的那天早上也是在这家吃的。那顿早餐之后,我在看守所里经历了刻骨铭心的 21 天,而这次再去,我预估,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因此,去之前我想吃得饱饱的,光粥我就点了三种:一碗小米粥、一碗山药红枣粥、一碗香菇青菜粥,还有大饼和包子,共花了二十多块钱。

我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位熟悉公安系统的朋友捎话给我,昨天那篇名为《我住进了全世界最拥挤的群租房》的微信文章几乎把整个系统的人都得罪光了。

我没想到,这篇文章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更不是要激怒这些工作人员。

12 月 16 日晚上,我在这个只有 80 多位关注者的公众号写下了自己在看守所里的经历,只是想统一地告诉身边的亲人好友,失联近一个月的我一切安好。至今,我的手机还被扣在看守所,微信里上千个好友跟我切断了联系。12 月 5 日被释放后的十天里,我办理了一个新号,捧着一部 3.5 寸的旧 iphone 4 手机逐一回复着朋友们的询问。出来后的第三天,手机里的未读信息达到了三四百条,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现在的处境。

除了打电话、发短信,还有很多朋友说要飞到大连来看我。我一一拒绝了,开玩笑说自己现在太帅,怕他们爱上我,其实是有些自闭。离开看守所回到家的十几天,我不想也不敢见任何人。除了下楼看了一场《海王》,我几乎没有出过门。

虽然回到家,但我还是习惯性地保持着在看守所里的作息:每天早上 6点半起床,晚上 9点半睡觉,凌晨 3 点还总会醒来。那是我在监室里值班的时间。一个人的作息和习惯真的可以在二十多天里完全被改变,我觉得非常震惊。不得不感叹,人真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那些我曾经认为无法克服、有损尊严的行为,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前几天,我还一直习惯性地保持着“立刀睡”的姿势:侧着身,两腿伸得笔直,一动不动。在那间不到 25 平方米的监室,塞进了 25 个大老爷们儿。想要在原本睡 13 个人都很紧张的通铺上把所有人都塞进去需要技巧,所有人都得侧着身,一个贴着一个,紧紧挨在一起,第二天醒来半边身子都没有知觉了。十天前,我还紧紧地挨着一个毒贩入睡,鼻尖离他身上的脓包不足两公分,周身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味道。如今,躺在家里一米八的大床上,居然还能翻身,我觉得非常不适应。

在家的十几天,我常常坐在马桶上看书,一待就是半个小时,但书连一页都没看完。对我来说,上厕所可以关门、可以坐着、可以不用在众目睽睽之下按照指定的动作排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在看守所里,按照规定,每天早上九点十分后我们才可以“小毛”(注:看守所里的术语,意为小便),下午四点半才可以“大毛”(注:看守所里的术语,意为大便),每次都需要举手报告,获得批准才可以进行。而且大、小毛有严格的姿势要求:小毛的时候屁股朝向墙壁,大毛的时候脸朝向墙壁。整个过程中,其他人必须全部面朝厕所。所谓厕所,就是紧紧挨着短铺位的一个蹲坑,25个人的排泄全都在这。

后来,当我刚回家走进厕所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还有好多事情,是我回家后没法适应的:拧开水龙头居然有热水流出来,晚上睡觉可以把灯全都关掉,想喝水时随时可以从饮水机接水……正常生活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和兴奋。被释放的当天晚上,我在厕所里玩了很久的水龙头,打开,伸展着五根指头感受热水哗哗地流过,关上,然后再打开。在监室里,再冷的天气都是冷水,哪怕带着冰碴子也得用脸盆舀起来泼到身上。那感觉,像是一把把小刀子从皮肤上划拉过去。

晚上睡觉时,床头的开关我也能玩很久,没有那些亮得刺眼的白炽灯照着,能够在全黑的环境里入睡简直算得上奢侈。白天没事做的时候,我就一杯接一杯地喝热水,再畅快地去厕所马桶上坐一段时间。

在不适应的惶恐和重获尊严的欣喜中,我一个人度过了十天。本想通过写作,将这些复杂的情绪释放出去,却没想到再次招来祸端,刚刚重获的自由可能再次被夺走。

12 月 16 日晚上 9 点,写完文章按下确认推送的按键后,我把微信调至免打扰模式就睡了。第二天早上,朋友的电话把我吵醒,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文章的阅读量已经达到五万多,微信公号助手里上百条留言。我立刻登录后台删掉了这篇文章,也私信了一些微博大V删掉转发的截图。

这篇文章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不后悔把它写出来。但我不希望因此让其他无辜的人遭受牵连,也不想被贴上“抗争的民营企业家”的标签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果因为这篇文章,我再次被关押,让所有关心我的人受伤,我会感到非常愧疚。

但删帖后,文章持续以各种形式在互联网上流传,令监室的一些人受到影响,我心里很难受。

当天下午,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就通过姐姐通知我 18 号一早再次去报到。在电话里,姐姐几乎是哭着骂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被传唤的那天早上,她还在家人群里给了发了一长段话:记住,今天或之后再发生什么,你要记住,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遭受这些。

吃完早饭,我跟姐姐交待了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事情,列了一个工作表交给同事,另外我还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解释整件事情的经过。我不希望她老人家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个罪犯。

想到自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跟朋友道别,我冒险用旧手机登录了原来的微信号想发条朋友圈。过去一个月,应该有很多人试图联系我,但登录时却连一条未读消息都看不到。

12 月 18 日早上7 点 48 分,我用那个账号发出了近一个月来的第一条、或许将是最后一条朋友圈。接着,便翻出在看守所里穿的满是破洞的大衣,拿塑料袋把带出来的塑料拖鞋装好,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留到桌上,再删去手机里所有亲戚朋友的号码,抱着一去无回的心情去了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

“这或许是例行公事,但对我来说依然是种人格侮辱”

回到问题的出发点,为什么我会进看守所?

这一切开始于 11 月 8 日的一通电话。

当时我正在北京出差,公司财务的电话打过来,说话的却是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经济侦查大队的警察。对方称我的公司在 2015 年收到的一张五十万普通发票涉嫌虚增成本、偷税漏税,要求我立刻到经济侦查大队配合调查,并带走了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以及账本合同等文件。

回到大连后,11 月 15 日早上8点多,我赶到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经济侦查大队去说明情况。当时,我完全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去之前我还跟朋友开玩笑说“哥们儿要去见公安了,很吓人的哦”。我原本以为谈话顶多半个小时,按照计划,当天下午三点多我还要坐飞机到杭州见朋友,接着还要在上海 t-talk 大会上演讲。

到达公安分局后,我却被关进审讯室,双手双脚都被拷在椅子上。看着对面的警察,我开始一遍遍解释:首先,这张 2015 年的发票只是普通发票而非增值税发票;其次,它并不是由我们公司开具而是从第三方劳务公司收到的;第三,整个过程不存在任何偷税漏税的情况;最后,我们跟第三方劳务公司是存在实际业务的。事实上,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与外包的层代码和设计人员签订劳务合同,是整个行业里非常普遍的做法。

在那一个多小时里,我反复向他们解释整个合作的过程,并指出所有的证据都可以在被警方扣留的合同、汇款记录里找到。虽然警察也多次表示出对我们民营企业的难处表示理解和同情,认为我们确实只能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开具合同,但最后的结论总是落在认定我虚拟合同、虚开发票。

在有罪推定的情况下,我怎么解释对方都当做没听见,那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大段大段的解释是否真的发出了声音,被对方理解并接受。

不到两个小时后,对面的警察不再问我问题,也没再要求我作出解释。我被拷在椅子上,没有人搭理我,午饭时间有一次轮班,但一直没人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处理。直到下午五点,我被通知刑事拘留,即刻被押上囚车,送往大连市看守所。

我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甚至来不及跟家人、朋友做个交待。除了之前跟他开玩笑的朋友,没有人知道我今天去了公安局,估计也没有人想到我会突然失联。原定于 11 月 17 日在上海举行的 t-talk 大会我不能出席,甚至也没办法提前跟主办方解释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跟他们道歉,整件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

从经济侦查大队出来后,我被押送到一家医院进行了全身体检,之后就和另一位民营企业家一起被送到了看守所。在车上,三位押送的警察笑嘻嘻地闲聊着:“今天成果不错,又弄进去俩,一会儿咱们找个地方喝点小酒,庆祝一下!”而我们两个人戴着手铐、缩在座椅上,像两头待宰的猪。

到看守所后,首先进入检查室,采集十只手指的指纹和手掌纹、手侧纹,接下来还要抽血采集DNA。采集工作完成后,他们要求我脱光全身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转圈,让在场每个人看清我身上有没有隐藏东西,以及有无严重外伤。

这或许是例行公事,但是对我来说依然是种人格侮辱,因为我认为自己并没有违法。

体表检查结束后,我还不能立刻穿上衣服,因为衣服上的拉链、纽扣、商标等等要全部剪掉。我的牛仔裤和大衣,就这样在一个警察的手里被剪成了乞丐服。后来,他把衣服裤子扔给我,随手又扔过来一根鞋带,勉强能系上没有拉链和纽扣的裤子。

在警察的强制要求下,我把那双陪着我穿越戈壁无人区、翻越龙门山断裂带的鞋子以及保暖的袜子都扔进了垃圾桶。后来发给我的一双蓝色拖鞋、一个挖有三个洞的黑色头套,以及身上满是破洞的裤子和上衣,组成了我在看守所里的全部家当。

在值班所长的带领下,我穿过安检机器,走过两道铁门,沿着阴冷的走廊向 5 监区 1 监室走过去。走廊上走动的在押人员戴着头套;两侧监室里持续传来镣铐的碰撞声、患病人犯的呻吟声,以及一些听不清的低语。

最后一道铁门在身后重重关上,抑制不住颤抖的我被塞进 一个25 平方米的监室。从那一刻开始,我正式成为了看守所的在押嫌疑犯,自由、尊严和人格,通通被隔离在铁门之外。

直到第二天,看守所通知我姐姐给我送来衣服和钱,外界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姐姐听到这个消息都懵了,立刻从北京赶到了大连。在我被关押的 21 天里,她几乎天天都在北京大连两地跑,白天到大连想办法找律师、朋友打听情况,晚上赶回北京照顾患病的女儿,每天都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后来听朋友说,姐姐在外面连想死的心都有,不知道我在里面遭受什么,只能干着急。

16 日下午,监室里的喇叭响起,我突然被提审。当时只有一个警官,他递给我三张纸要求我签字。我看到纸上写满了“我的口供”,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承认了虚开发票的犯罪事实。但在见面之前,我在看守所从未跟任何人对话,这份口供来自哪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似乎无法辩驳,而且警官告诉我只有签了字才有袜子穿。在当时零下几度的情况下,我变得非常懦弱,有袜子可穿对我来说有无比的诱惑力。

但签字之后,我仍然没有拿到袜子,在寒冬里冻了一周我才穿上了袜子。

“1863,脱马甲”

关押进监室之前,警察告诉我只需协助调查,不出三天就能出来。但监室里的其他人都笑了,被关押数月、一年甚至两年的比比皆是。他们甚至不敢奢望被释放,能够接受判刑转去监狱都成了一种解脱。被判刑,起码还有一个能够倒数的日期,但在看守所里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能等来结果。

根据《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对涉嫌刑事拘留的人的拘留期限是14天,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的最长拘留期限是37天。刑事拘留期限到期后,若检察院不予批捕,就可以获得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如果批捕,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前都得被羁押在看守所,这个过程可以持续 9 个月到一年,如果上诉,这个时间还会延长。

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冤屈,几乎没有人会上诉,大家都宁愿被转去监狱,在那起码有一张自己的床。

在监室里,我们能做的就是等,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等来怎样的结果。每天晚上一个挨着一个躺在铺板上时,我们会彼此安慰,睡醒了就离回家又近了一天。每天吃饭时,资历久的人会劝新来的拼命吃,“多吃点,吃饱了就不那么想家了。”

被关押的前几天,我的尊严一下子被击碎,不愿多说话。直到第四天,新来了一个不识字的老头,我看他可怜主动教他背下了十二条监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慢慢和其他人熟悉起来,后来甚至加入了监室的“核心管理层”。

在监室里,有一套自发形成的权力体系:金字塔顶端是牢头,一般是资历最老的那个,接下来有分管各个领域的负责人,查卫生的、管培训的、负责打饭的等等。加入“管理层”,则有权留在过渡监室,其他人在7天之后会被下放到条件更差的普通监室。

在整个监室里,我算是读书最多的,能够帮忙培训新人、给犯人做笔录,还能跟其他人讲讲看过的书。因此,在我被关押的第7天,牢头替我向所长求情,让我留在了过渡监室。

在这 21 天里,除了被褥扣了 200 元,我没产生过任何花费。牢头对我很好,常常会偷偷塞给我一些吃的,有时候是金针菇罐头,有时候是一瓶冰糖雪梨饮料。他曾严肃地跟我保证,在检察院给出批捕结果前的 37 天,他会尽全力护我人身周全。他了解了我的案情后坚定地认为我肯定能出去,“如果你被判罪,那我们对这个世界就彻底失望了。”

回想起来,当我离开看守所后,还能感受到一丝丝人情味。

事实上,我在监室里收获了非常珍贵的友情,也遇到了很多好人。给新犯人做笔录的工作,让我积累了将近一百个不同身份的犯罪嫌疑人的故事,也得以窥见藏在小偷、毒贩、诈骗犯等肮脏标签之下有血有肉的、有尊严的人。

还有一个 50 多岁的人,在监室里待了近两年。刚开始,我非常讨厌这个人,他看谁都不顺眼见谁都骂。但他是所有人里最得体的人,每天都会洗衣服,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穿着干净整洁。凌晨四点值班时,我还发现他会在其他人醒来之前戴好假发,哪怕只有冷水也会给自己冲一杯蜂蜜水。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个 20 岁的女儿,“不管是在看守所里还是在外面,我都得当她的榜样。”他说。

因为有这些朋友,二十多天的监狱生活不再那么难熬。我们并列着盘腿坐在铺板上,偶尔对着电视吐槽下抗日神剧里的雷人剧情。有时候,我也会给其他人讲讲我看过的书。牢头是林徽因的忠实粉丝,我就会跟他聊聊我所了解的林徽因,也跟他讲自己之前拜访梁思成故居的经历。有时候做思想汇报时,我们还压低声音互相嘲笑。

监室里 25 个人,超过五分之一的在押人员都是民营企业的老板。看着他们穿着囚服,跟着新闻学习民营企业享受的好政策,我感觉非常魔幻。

12 月 5 日下午四点,所长走到我们监室门口喊了一声,“1863,脱马甲。”一瞬间,整个监室都沸腾了,所有人都跳下铺板跟我拥抱。脱掉马甲,意味着我可以离开监室重获自由。但当时我并没有很激动,反而有些难过。我即将头也不回地离开这个鬼地方,但这些朋友还得留在这里守着盼不到头的希望。

我慢腾腾地脱下马甲,想最后一次把它叠放整齐。牢头就狠狠地拍我,“叠什么叠,赶紧出去!”所有人都聚在门口,跟我一一拥抱道别,警告我说再也别回来了。

小周把我抱得很紧,嘱咐我多吃点好吃的,“每样东西都替我吃一口”。

像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太脆弱了,想要摧毁它轻而易举

好在 12 月 18 日的传唤只是虚惊一场,我没有被再次关进去。

从八点多到经济侦查大队开始,我都被晾在一边,直到 11 点钟才有警察开始和我谈话。谈话的内容和案件没多大关系,他们甚至跟我咨询起孩子教育的问题,期间见缝插针地提醒我不许再写文章。

一起吃了碗面后,算是完成了取保候审期间的“常规谈话”,警察就让我回去。当天,我可是抱着肯定会被羁押的打算来的,手机里没有任何人的联系方式,兜里一分钱也没有。恍惚之间,我打了辆车到公司楼下,让同事下来帮我付了车费。

在我消失的这一个月,公司完全没办法正常运转,涉案企业的污点让很多合作业务都中断了。没有公章和营业执照,即将到期的服务器和房租都没办法继续。有一半的员工都离职,甚至没找我要上个月的工资;剩下还有几个人坚持每天到公司打卡,虽然已经没有可以开展的业务,他们还是会来,希望哪天我突然回到公司,还能看到有人在等我。

接下来,我要把公章、执照从经济侦查大队要回来,再续签房租和服务器,让公司业务重回正轨,给每个员工把薪资补齐。像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太脆弱了,想要摧毁它轻而易举,但经历过这次“无妄之灾”,想要重新振作,太难。

这家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当时正值大连招商引资,我从北京搬到大连。经过7年的努力,我们获得了无数的奖项,为大连赢得了很多荣誉。到现在,我们公司还是高新区的明星企业。但几年下来,我逐渐发现大连的营商环境没有以前好了,经济政策和人才质量都很匮乏。我甚至觉得,在东北,民营企业似乎有某种原罪。

目前,我还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未经批准没法离开大连。但等这件事情解决后,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城市。

我一直放不下还在监室里的那些朋友,原本想写下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作为人的尊严一点一点地拾回来。但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我也不会再写下去。我能做的,只是偶尔去看望下他们的家人。

12 月 17 日,我替监室的一个朋友去看望了他刚刚出世的孩子,还送了他一本关于父子关系的书。看着朋友的妻子,我逐字逐句地转达朋友在监室里说的话,“我很愧疚,错过了孩子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