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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杨文彬拍《大学社会》获奖

  来源:后窗    发布时间:2018-08-18 16:00:00

   

我叫杨文彬,刚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毕业,目前是一名独立摄影师。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按照既定轨道完成的。走出十二年高负荷的应试教育之后,忽然进入了无拘无束的大学生活,两个极端状态的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感觉措手不及。

大学内没有“高考”这类的终极目标,它反而像是一个实验场,让我们完成由学生向社会公民身份的转变。我身边的同学忽然扎上领带,师哥师姐开始对新一级的师弟师妹进行指导规训,还有一场场在高中没见过的“酷炫吊炸天”的晚会……所有的迹象表明,我周围的生活正在发生变化:一种人情社会的社交逻辑以及来自于消费社会的娱乐美学,似乎在这群刚走出应试高压下的学生们中确立下来。同学们组建成了各种小圈子,开始向我高中时所想象的成人世界的生活规范靠拢。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使我困惑。

进入大学后,直接刺激我开始拍《大学社会》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看到了那些穿着西装的学生会人员,这是视觉上的刺激;第二是读了一些米歇尔•福柯分析权力的著作,不求甚解但若有所思,思想上的这条线和现实发生了关系,矫情一点地说,就是生活中的痛感有了得到分析理解的机会。

他们按照成人社会的方式组织活动,他们面试、开会、安排任务、选举、聚餐、举办娱乐活动……我们一直在模仿想象中的成人社会,但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大学社会》的拍摄范围,基本是以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为中心的周边同等水平的高校,被摄者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素不相识的路人。共同点是,我们都处在20岁上下的年龄,都处在一个寻找自我身份定位和认同的时期。在这种寻找中,是什么在牵引我们去选择身份定位?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定位,构成了一个群体的总体特征?而这种群体特征,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支配了我们的言语行为、穿衣打扮、生活模式,然后在时空的细节中显露出来?这些都是我所困惑的,也是我试图用影像追问的。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社会》的主题格局比较小,相比社会上许多更为重大、紧要的话题,充其量只是成长的烦恼。其实他们说格局小,无非是说我拍的只是一帮学生的事情,而我也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能把它拍成“大学生活”,不能陷入到一种追忆往昔生活的陈词滥调之中,一种与生活中的真实感相比起来无关痛痒的东西。

“社会人”,除了作为社会学学科词汇之外,在日常语言中往往是指“闯荡社会并如鱼得水的人”。大学是一个少年进入社会之前的模拟练习场,同时也是一个人具有公民属性的初始地点。其中所发生的一切,不太可能是封闭进行的自发行为,它与外部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学社会》不是一个学生会、一所大学、一座城市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背后蕴含着人情社会中的社交逻辑、消费主义所塑造的娱乐美学、媒体信息背后的价值判断等内容。说格局小,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大学”,这个作品的价值或者说大格局的一面,其实恰恰体现在“社会”,或者说对社会的暗示。

2018年夏天的毕业季,随着4年大学生活的结束,这组作品也迎来了终结时刻。对于《大学社会》,我基本上是一个外围观察者的身份,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加入过这些学生组织。

所以,这次在映画廊举办展览时,我主要把内容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展览中间四面围在一起的展墙,这就像一个官僚组织的内部,我在其中放了一些组织成员的照片、与组织有关的官方文件以及口述影像;另一部分是外围展厅墙上的照片,它们就像我在外围观察分析这些组织运行模式的成果。

在之前的作品展示中,很多人对《大学社会》中使用的微信截图颇有微词。但我觉得作为生长在信息时代的人,组织内部的交流以及个人情感的表达大部分都发生在社交网络上,这些东西很难用直接摄影表现。就这个选题来说,这些信息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试图找到一个通道去连接物理现实与网络现实,最终才通过直接摄影和手机屏幕截图并置的处理方式来呈现。

在此次最终的展览呈现中,我还加入了大量有关学校社团组织的文件。它们都是合法获得的,大部分是学校现在还在使用的文件,还有一些是把关键信息打码后的个人思想总结。这些文件和照片是一种互文关系。文件是组织内部生产出来的,是组织生产权力时产生的边角料,它们能反过来印证生产过程中的其他东西。重点不是文件也不是照片,而是两者的并置。我在很久以前就考虑到要在最终的展览上呈现这些文件,加之前段时间中山大学学生会的事件,更让我意识到其实文件也能展现出很好的传播效果。

最终,《大学社会》的呈现方式也转变为了多种媒介的综合运用,包括微信截图与照片的并置、文件与照片的并置、空间景观的拍摄、局部细节的采集等。

我觉得,《大学社会》中对多种媒介综合运用是在追求一种“项目化”的纪实摄影创作方式。从创作方法上来说,它不是关怀一个具体的、特定的人,而是关注一个产业、一个结构、一个链条或系统;从语言和图式上来说,它不应该是单一的图示,可能需要将各种形式整合在一起;从传播上来说,它应该针对各种各样的途径去做相应的变化,比如王久良的《塑料王国》就有媒体版、电影版以及图片报道等多个版本。我认为这种“项目化”,既是自己未来的创作方向,也是接下来摄影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大学社会》中,有一幅街舞社团站在假山上合影的照片,通常会被我放在作品展示的第一幅或最后一幅。在照片里,学校街舞社的成员站在一个假山上面,似乎很逾矩,但仍然穿着同样的高中校服,精神气质也是统一的。虽然大多数人不认为当代的大学生仍然是整齐划一的状态,但我当时觉得其实是一回事,尽管可能不像在高中、初中那么明显,但某种控制已经深入内化到他们的自我里了。并且,他们有可能是很自觉地在接受它。

因为在采访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会“退休干部”时,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完全无意识地对待学校里的学生组织系统,他们享受作为一个螺丝钉的功能。

我觉得这和人格不够独立有一定关系。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学生的存在感没有一刻得到过确认,荷尔蒙被应试教育的工厂所压制,而到了大学之后,这种荷尔蒙便被以一个相对安全的形式——学生会、社联、团委等主要由官方带领的学生组织集团来处理和安防。

我觉得必须得经历一场自发的启蒙,才有可能打破这个僵局。就像我在《巴黎隐士》里读到的一句话:“我不相信缺乏自律精神和不自我建设,不努力,可以得到个人或集体的解放。”

现在我已经毕业了,我认定《大学社会》初步完结的标志,就是我终于把自己刚进入大学时,对一些无法认同的状况的恐惧,和进入大学后因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而产生的困惑中剥离出来了,我对这个困惑不再恐惧。

《大学社会》是我对大学生活观察、记录与思考的结果,但这四年大学生活也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那就是让我确定了哪些东西更重要。不管是眼前的利益关系,还是人情世故,在这些面前,人活得真不真实更重要,哪怕这个真实只是一瞬间的。

其实,随着作品完成,恐惧依然会存在,它会随着我的生活变化而进入到另外一些事物身上。所以,我想,我的困惑和恐惧在哪儿,我的作品就在哪儿。